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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体育她的物理载体，如今在北京南城二环内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挨着居民住户，很不起眼，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而精神意义上的“红枫”，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很多女性生命当中的寄托。

　　1992年，中国第一家非营利性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中心，开辟中国第一条妇女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线妇女解答生理健康、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心理困惑。

　　直到红枫热线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才让妇女运动、非政府机构（NGO）等概念才逐渐为国人所知。

　　现任主任吴群芳今年56岁，已经算年轻人，联合主任孙一江今年69岁，理事长卢小飞73岁，在红枫兼职的出纳70岁，中心顾问侯志明75岁。

　　她们把大半生的时间献给了红枫，有人是退休之后开始在红枫做公益，拥有第二段职业生涯，像活了两次。

　　猜不准。她们看起来是那么青春，在她们面前，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才是那个灵魂上更老态龙钟的人。

　　红枫的女性不老，红枫就不会老。她们热情地工作，热切地助人，热心地为我介绍更多的同事、志愿者，这种热爱，也反馈给自己的成长和家庭。

　　这是一种女性互助力量的生发与传递，符合物质守恒定律而不会消散。她们的故事像一块块拼图，拼凑起红枫30多年悠长而动人的岁月诗歌ky体育。

　　在红枫中心的办公室，侯志明跟我说：“你一定得见见王行娟老师，这是我们妇女公益事业的泰斗人物，就算你不采访，你也该去见她一面。”

　　红枫对国内女性公益来说称得上年长，但对王行娟来说，36岁的红枫正值青年，她希望红枫能成为“百年老店”。

　　王行娟和红枫的故事从1988年说起。那一年，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离休，并见证了两件大事的发生。

　　一件是国务院在13个省区市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把厂矿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剥离出来，而被剥离的职工当中，约70%是女性。

　　一件是国家实行领导干部差额选举，大批女领导女干部被“差”下去，甚至社会上开始重提“女人祸水”“牝鸡司晨”的老调，“如果女人不站起来呼吁、呐喊，那么新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就会得而复失”。

　　1988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全年12期开辟专门的版面讨论一个问题：“回家潮”中下岗妇女的出路在哪里。

　　杂志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城市妇女，早上先给一大家人做饭，自己再去上班，下班回来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她形容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被下岗之后，她以为自己可以不这么累了，但是丈夫开始说她“吃白饭的”，她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几次想要投河自尽。

　　王行娟意识到，“女性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应该是根据生产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解放后建国初的“男女平等”政策，教导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她们是被国家“扶”起来的，一旦大锅饭、铁饭碗撤走，市场经济改制让男性再次占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而女性则遭遇经济主动权、政治参与权的双重剥夺，回到“软弱”的状态里。

　　“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这些妇女站立起来，首先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建立她们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客体的思想，所以后来妇女研究所的章程上有一句话：唤起妇女的主体意识，使她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尊严地生活。”

　　1988年2月，王行娟邀请了自己在妇联系统里相识的女性学者和媒体人到家里开会，午饭由媒体人侯志明掌勺烹饪她拿手的炸酱面。这场被戏称为“炸酱面会议”的会面，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公益民间组织——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

　　这就是红枫的前身。这个组织一开始以研究为主，做调研、写报告、给妇女干部讲课，专门研究妇女问题，比如女性参政。因为经费不足，王行娟还曾经租下一个柜台，摆摊卖妇女用品，半个月只赚了三百块钱，还付不起临时工半个月的工资。这件事，被后面几届红枫人笑称为“红枫走过的弯路”。

　　在妇女研究所时，王行娟一直觉得，广大的妇女群众看不懂自己的研究、不知道自己出的书，她觉得自己离她们很远，她一直想要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接近她们的生活。

　　经历4年摸索，1992年，与全球妇女基金会的一次交流当中，王行娟受到启发，“开通一条妇女热线，直接和妇女对话，我只需要租下一个房子，订几部电话，招揽一批志愿者，就可以服务全国的妇女”。

　　1992年9月2日，红枫妇女热线开通。几年后，机构更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确立了心理咨询作为红枫的特色和专业。王行娟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让弱者变强的方式，“我们不是依靠别人，是依靠自己，妇女自己教育自己，妇女自己研究自己，妇女自己帮助自己，走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道路，触动人的灵魂，改变她依靠和依附的心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往往是很多男性在时代前沿做弄潮儿，而女性却搁浅了。一个个失落的妻子、女友、女儿、母亲打来电话，据红枫第一批心理咨询员李洪涛回忆，当时所有的求助几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丈夫下海了，去了海南，去了深圳，去了珠海，他挣了钱就有了小三，他富裕了就要跟我离婚。

　　与此同时，红枫的接线员们在种种离婚、出轨、下岗的叙事里，频繁捕捉到同一个关键词：暴力。

　　热线开通第二天，《中国青年报》转介过来一个求助者，她被丈夫打得无处可逃。类似遭遇的妇女不断找到红枫，她们彷徨无助地对电话线另一头的陌生人提问：他打我，我还能跟他过下去吗？我不能离婚，怎么才能让他少打我两回？

　　红枫热线开通的同一年，中国第一部《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里面完全没有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那时候，全社会对家暴几乎没有认知，普遍的观念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直到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中国媒体人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讨论仍然非常陌生。

　　1994年，红枫把家暴电话从热线中分离出来单独统计，同年，通过走访北京城乡各30个家暴个案，写出中国大陆第一份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报告。1998年，红枫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反家暴案例集《围城内的暴力——殴妻》。2004年的妇女节，红枫开通“反家暴专线”。通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渠道，红枫多次建议在《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增加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为推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知道红枫热线号码并懂得电话求助的，还是以城市里的知识女性居多，更多社区基层妇女对此并不了解。所以王行娟把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心理咨询在世界范围内长期被视为为富人和精英阶层提供的服务，而红枫能够把免费而优质的心理咨询普及到最广大的群众当中去”。

　　1995年，红枫作为国内第一批获得联合国世界理事会咨商注册的民间组织，经全国妇联的许可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妇会。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僵局，“我们政府对于美国代表团是非常疏远的”，而王行娟在会中突然接到白宫的电话，说美国希拉里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想来参观妇女热线。王行娟吓了一跳，马上请示外交部。

　　这件事给红枫带去了不小压力，机构和王行娟本人都经历反复考察，“我没有任何一句反党反社会的言论，所以最后没有关我们的门”。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缓和，社会环境松动，王行娟接到通知，“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有益于社会，等于是给我们”。

　　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女性，因为同一种命运，通过一根电话线，与红枫的志愿者们联系在了一起。

　　她带我去红枫现在的办公室，推开门，正面挂着一条红色横幅：开通反家暴热线，为受暴妇女服务。

　　采访的前一天，侯志明的女儿突发胃痛。想到南风窗记者远道而来报道红枫，侯志明还是如期赴约，采访一结束，她就去了医院。

　　见面那天，她戴了一条红围巾，气色很好，看不出已经75岁。春节前，红枫开年会，给侯志明的颁奖词是：老当益壮志高远，不需扬鞭自奋蹄。

　　她递给我一本《红枫心理咨询案例选》。这些案例都是活生生的人生，是妇女滚烫的眼泪，甚至是她们流的血。

　　“（这位妇女）20多年前搞对象的时候就找过我们，当时就问我们，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谈对象，现在结婚20多年了，还在问我们要不要离婚。（她）大学本科毕业有专长，但是一直当家庭主妇，只能伸手要钱，原来她还用离婚威胁对方，现在男方动不动就开家门说‘你给我滚蛋’。也就是说，她已经成为一个累赘，被嫌弃了。”

　　丈夫嫌弃家庭主妇，嫌弃得理直气壮，因为他觉得妻子在家闲着，而接送孩子辅导功课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被认可，因孩子产生的高消费也不能被男性理解，然后，暴力发生了。

　　“一发生暴力，她（妻子）就顺从了，俯首帖耳了，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自卑，那我会说，咱们第一步是不是能先去找个工作。”

　　这样的案例如果放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必定会引来“劝分”的建议，但是侯志明认为，“分”和“离”都是说起来轻松，但这样的建议有时并不专业。

　　“人人都说咱不受这气，大不了离婚，可是很多受暴妇女的人格已经萎缩了，她无法跟对方平等地谈离婚。她敢跟对方要抚养费吗？一句话没说对方的巴掌就扇过来了。而且对方嫌弃的眼光让这些妇女根本没有底气和胆量要求自己的权益。”

　　家暴现象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男性为什么施暴，另一个就是为什么女性难以离开。

　　身处其中的女性有时候没办法一步就跨这么大，在那之前，她们应该先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所在，“在反抗之前，她得先明白一点：原来我还有点能力（或者是价值）。从来没跑过步，已经衰竭到迈步都困难了，让她一下就去马拉松，她跑不了”。

　　前段时间，侯志明接受了一个6个多小时的采访，原因是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颠覆对方的认知”。很多年轻女性、都市女性认为，女性只应接受对自己加分的婚姻关系，而不应该在其中忍辱负重。

　　但在侯志明的经验里，“来到红枫求助的妇女，大多数都是忍无可忍才来的”。这些女性从恋爱就开始忍，忍到结婚，忍到生孩子，“有了孩子我忍到初中，忍到初中我还想忍到高考，忍到大学我又想等孩子结了婚——因为一听婆家是单亲家庭，可能这媳妇就跑了。不可思议吧？可是我们碰到的很多案例就是这样的。”

　　红枫有一个老志愿者，从第一次法院起诉，到拿到离婚证，用了16年，70多岁才离得掉。她对侯志明说：“侯老师，你看看我这一辈子过的，都70多岁了，才开始我真正的人生。”

　　如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家暴”似乎已经不再是陌生词汇，但是对红枫来说，推进反家暴宣传依然困难。

　　“做这些你得有资金啊,我们要请专家培训和督导,我们要有场地,可是现在从社区的角度,我们始终没有得到过反家暴的资金支持，从招标的这一大片项目里，连这个字眼都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侯志明快人快语：“这个你得问社区去。”我不死心地追问了一句：“是制度不完善，还是意识太淡薄?”侯志明叹口气：“你还是得问社区。”

　　去年快到妇女节的时候，红枫到处跟街道联系，主动提出宣传反家暴法，“街道就说我们这没有家庭暴力”。侯志明看出了他们对家庭暴力缺乏了解，存在误区，“就是觉得家庭暴力一定是厮打，打出动静来，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但是实际上冷暴力、精神暴力、语言暴力、经济控制……这些都算”。

　　终于争取到了机会，街道接受可以过去办活动，但是到法律知识有奖竞猜环节，街道提出“那奖品得有我们工作人员一份”。

　　“他们要成套的洗发水护发素，这一套得六七十块钱，我们给参加的居民准备奖品一条肥皂、一个毛巾、一盒指甲剪，一份十块钱，给他们一个人的奖品我们能给居民准备七八份，你说这我们怎么合作？”

　　以“草根NGO”的身份把一些事情做成很难。1992年，侯志明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至今仍在红枫担任顾问、心理督导，她已经在这里过了半生时间。

　　王行娟曾说，她做妇女公益的根本观点是妇女要自我教育、自我帮助。妇女不依靠别人，红枫也不依靠幻想，做实事，她们靠一代一代的志愿者。

　　当时她是保险公司的培训师，经历了生活变故，又从外地被分配到北京，举目无亲，从社会关系当中得到的支持很少。当时她有一个朋友在红枫做志愿者，她直觉这样一个与女性有关的机构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她。

　　“虽然来到红枫是助人的，但是我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一种自助的内在动机。”

　　当时红枫的办公地点在东四一个废弃车间里，四面透风，可是吴群芳觉得很奇怪，在那个被抛弃的车间里，她跟志同道合的伙伴却找到了家的感觉，“在一个群体里，被理解、被接纳、被共情的概率会更高”。

　　很多人提起红枫，会把焦点放在她们对外界的关注和行动上，而从内部来看，红枫是一个对女性友好的互助群体。当时“志愿者”在社会上仍是新鲜事物，而能够提供给女性沟通、交流的空间就更少，而红枫这样的女性公益组织，则比当下的“全女空间”更早一步，探索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关系以外拓展群体关系的可能。

　　吴群芳还记得申请志愿者时填了长长的表格：你为什么来这个机构？你对这个机构了解多少？你怎么看待红枫的理念？你最近是否经历影响情绪的事情？

　　吴群芳觉得，这个表格也在帮助她了解当时的自己。她慎而重之地填好表格，之后接受了完整的志愿者培训。

　　红枫的招牌项目是心理援助热线。如果说接听电话提供帮助是“挽救”和“治疗”，吴群芳最终选择去做心理知识科普，她称之为“治未病”，这是中医里的一个概念，“如果前期科普做得足够好，其实很多人不至于再去进行心理求助”。

　　这个词语不是第一次出现。“爱自己”是红枫今年的心理科普主题，采访之前第一次与侯志明通电话，她跟我说了半天“爱自己”。当时她正在积极促成红枫与贾玲合作直播，因为她看了《热辣滚烫》，觉得贾玲的故事特别适合讲“爱自己”这个主题。

　　吴群芳解释，“一个人只有好好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很多时候一个人处于爱的枯竭状态，她可能特别想爱别人，但是给不了别人爱了，就像你的水杯如果是空的，你要倒给别人水是倒不出来的。这个时候人就会打着爱的旗号，其实在索取爱，甚至去伤害别人”。

　　红枫有一个六字方针：“温暖、陪伴、赋能。”其中“赋能”一词，就是要为女性注入爱的力量，这个词来自英文“empower”，另一种翻译是“赋权”。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吴群芳再次提到了侯志明曾引用过的，那个已经与她们保持20多年联系的案例。

　　“首先她看不到自己的能力，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独立，甚至可以反抗，这个过程当中，她逐渐地没有自尊，没有自信；另外她看不到外在的资源，比如离婚的时候，其实她可以分财产的，比如丈夫施暴存在过错，这种情况下甚至你可以分得更多，但是她不知道，所以我们红枫也有一些公益律师和法律方面的志愿者，去帮你争取这个权利。”

　　这个过程没那么“玄”，只是一点点帮助女性发现“这些事情我能做”。很多女性在社会规训和家庭制约下，意识不到自己有独立于社会的能力，而依附于他人会导致她们更容易受歧视和受暴。这是恶性循环。

　　“我们有关于妇女就业生计的机会可以介绍，比如说你会打字的话，你可不可以去做文秘；要是文化程度比较低，你能不能做保洁、做家政、做护工；你暂时没有地方住，那你先去住比较廉价的青年旅舍。”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能够争取生产资源和生产机会，就是一个为女性赋能的过程。

　　那位妇女长期遭受前夫施暴，“把她的手指剁掉一截，打断她的鼻梁骨。他们两人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前夫把她推到楼梯口，要她下去死，不然就杀掉他们的孩子”。

　　后来前夫因为抢劫被捕入狱，这位妇女终得解脱，离婚后来到北京独自抚养孩子。

　　孩子长到青春期，越长越像他爸爸，这时离前夫出狱的时间也越来越近，挨打的痛苦回忆、对前夫出狱后会找到自己的恐惧，都在日夜折磨这位母亲。她把恨发泄到儿子身上，“把床单撕成条，搓成绳子抽她的儿子”。

　　她其实爱着自己的孩子，却控制不住自己去伤害他。所以她找到红枫求助，“当时她说她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掉前夫，自己再自杀”。

　　她的儿子后来也因为持刀抢劫被捕入狱，“其实可能就抢了400块钱，但是因为已经满14岁了，被判了6年”。吴群芳特别感慨：“我们教育上有个说法，叫自证预言，如果你天天觉得你的孩子未来就会像他爸一样犯罪，他可能真的就朝这个方向去了”。

　　吴群芳说着有点动情，她拿出手机，找到那位妇女的微信。“她儿子出狱之后跟她一起过得不错，她好像都当奶奶了。我们一般也不联系她，怕触动她的回忆。”

　　家暴绝不仅是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的事，因为有些事情一旦开头就停不了：一个使用暴力的男性，会造成一个受辱的妻子，也会造成一个扭曲的母亲，而这个家庭有极大可能会培养出同样暴戾而扭曲的孩子，这个孩子以后会再次成为施暴者、欺压者或者受辱者……

　　在女性议题当中，很多问题是重叠的。在受暴妇女当中，有人同时也是性侵受害者，是单亲母亲，是流动人口，是不懂教育的家长……这些问题重重叠叠出现在女性的命运里。

　　2006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潮的影响下，红枫开启了流动母亲的项目。她们一家一家敲开流动母亲的家门，宣传“三个10分钟”，指家长应该与孩子每天进行“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以改善流动家庭的教育状况。

　　同一年，王行娟带领红枫调研流动人口妇女权益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严峻的女童性安全问题。2007年，在流动人口家教的基础上，红枫增加了预防性侵的内容。

　　2013年，海南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件引起社会公愤。红枫马上启动“大篷车师资培训”，在全国各地13个省市培训教师，开展儿童性侵方面的科普。

　　2013年，红枫又启动了失独老人心理解困的相关项目，“受暴妇女、低收入单亲母亲、失独家庭、性侵受害者、产后抑郁者这样几个特殊境遇人群……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当一部人身受多重厄运侵袭”。

　　红枫的另一位主任孙一江，来到红枫后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面向城市流动家庭培训“每日家教三个10分钟”。

　　十二年后，她向南风窗提出了一个新的看待红枫的视角：其实红枫是“女性”“公益”“心理”三位一体。“女性”是议题，“心理”是办法，而“公益”是一个专业，“我来到红枫才发现，公益完全是一个独立学问，你做项目要经费，运营机构要开工资，一开始完全不懂”。

　　孙一江今年69岁了。她花白的头发，随性地在脑后挽成发髻。跟红枫其他几位前辈、元老一样，她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微信上的她说话总会用很可爱的语气词，像是“好哒”。

　　与红枫牵绊十几年，孙一江的另一个感受是，在红枫，大家对这三个方面的感知强弱与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

　　吴群芳在农村长大，她见证了很多被农村教育耽误了的孩子、去城市打工被排挤而失落凋零的家庭，所以她对流动母亲的议题非常关注。而王行娟老师最开始投身妇女解放事业，是因为她在一个旧式不平等家庭里长大，“这个家庭有很多阶级的、性别的不平等，所以王老师一辈子都在致力于争取平等、为妇女争取权利”。

　　孙一江更幸运，她在一个性别观念先进的环境里长大，“我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重男轻女，我没有机会了解了。我妈妈很早就离开自己家，一个人如果脱离家庭比较早的话，就意味着她离开了家庭的压迫结构，接受性别平等文化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她对待我们（子女）是非常平等的”。

　　孙一江承认自己对争取权利不是那么敏感，她更想做的，是让红枫作为一个从事心理服务的公益机构在专业能力上与时俱进、有所提升。

　　恢复高考的时候，她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因为只有初中学历，她两次高考，复读一年，考上了大学。她入学是中文系，后来学校新设新闻系，允许中文系学生分流，当时孙一江还有一点犹豫，“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都不看报纸，我们觉得报纸上说的都是假话，总觉得学新闻以后就要去一个写出很多无聊文章的地方工作”ky体育。

　　或许是感知到社会上已吹拂着春天的气息，又或者是因为北京女孩特有的勇敢和执拗，“我相信我可以把新闻写得自己爱看别人也爱看，所以我后来还是选择新闻系，到了媒体工作”。

　　2002年，国家开始组织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统一鉴定考试。这是很多心理咨询从业者来到红枫的背景。考到证书之后、执业之前，执证者需要进行实习，而红枫成为他们的优先选项，“当时红枫在心理业界很受认可”。

　　2012年，退休后的孙一江通过了考试。当她找到红枫、填写了那个长长的申请表之后，才得知红枫当年的志愿者培训已经结束，她被通知只能明年再来。她不想空等这段时间，设法找到王行娟。

　　正好当时王行娟需要一个助手。孙一江给王行娟发了自己的三篇文章，为王行娟做了一次授课PPT，效果很好，就在红枫留了下来。月底，她发现红枫给自己发了工资，“我以为我来做志愿者的，结果成员工了”。

　　孙一江至今仍未问过王行娟，为什么当时会让初来乍到的她成为红枫的“编内人员”。但她猜想，“可能是因为做公益是非常需要写作能力的，你要申请项目，就要写项目书、写结项报告，现在还有传播，比如在公众号写文章”。

　　2013年雅安地震，震后两个月孙一江去雅安做心理帮扶，一个当地老师跟她说，“两个月过去了，现在两条腿分开站着，还有地动山摇的感觉”。另外一个女老师则说，当时看到门口有人抬着尸体经过，结果那个人的脸总是在她脑子里出现。

　　那是孙一江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闪回”。在心理学当中，这是PTSD（创伤应激障碍）的症状之一。

　　回到北京之后，孙一江决定为这些老师进行心理疏导，她写出了人生第一份公益项目申请书，顺利拿到了55万元资金支持。

　　在红枫待了三年半之后，孙一江辞掉工作继续进修心理学。她学习了创伤心理学、催眠心理治疗、叙事疗法、合作对话、正念疗法、神经语言程序学、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几乎每个课程里，她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

　　她记得，第一次到红枫工作的时候，吴群芳担任主任，当时王行娟老师在一次例会上说，“觉得这是红枫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孙一江当时有点困惑，因为她觉得红枫最好的时期是世妇会的时候，作为国内最先锋的妇女公益组织，受到国际瞩目。但是她后来回想，一个公益组织要运行下去，其实不能光靠名气。红枫的资金曾经一度非常困难，但吴群芳担任主任的时候，红枫一年拿到的资助可能有160万，“说明红枫在一个运行良好的轨道上”。

　　“能把红枫运营做得这么好的，这么让王老师肯定的，除了吴群芳，我也不知道第二个了。”回到红枫之后，孙一江三次把当时也已经离开红枫的吴群芳约出来吃饭，邀请她再次出山。吴群芳终于答应了邀请，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孙一江跟她一起做一年联合主任。

　　这次回来，孙一江再没有在红枫领过工资，“这是跟我们红枫理事长卢小飞学的，也没有在红枫报销过”。

　　王行娟曾说，做公益很困难，需要公关能力，还要有创意，写出的项目报告书能够得到批准拿到钱，才能开始服务。另外还需要懂领导，有凝聚力，自己还不能讲钱，做公益的结果只能是清贫的，“要想过富裕的生活，你就不能走到这个队伍”。

　　我曾问王行娟“对红枫有什么期望”。老人精神矍铄、反应快速，只是听力不好了，她问：“对什么？”

　　听清问题之后，她说：“我希望红枫成为百年老店。我95（岁）了，我已经完成了我作为创始人的任务，接下来它需要年轻人来接班。要我做什么，只要我能力所及我都做，但是我老了，做不了什么了，它必须后继有人。有更多的年轻人，红枫兴旺发达，妇女才有希望。”

　　凌君有一双大眼睛，笑起来，眼角的纹路盛满温暖。王楠一张圆脸，笑容如满月。

　　采访那天王楠迟到了，她在路上帮一个摔倒的老头打120，等他被接走之后才赶到红枫。我和凌君聊了半个多小时，王楠风风火火地走进采访室。显然两位志愿者非常熟悉，王楠一坐下，凌君就自然地挽住了她的手。

　　她们在2022年底报名，在2023年上半年接受培训，算红枫的“新人”。她们接受的培训课程包括危机干预方法训练、性别理论课程、法律常识课程、咨询技巧、各心理流派技能讲解和实践。同期志愿者一起上课，一起接受考核，像同班同学一样亲密。

　　让凌君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94岁的王行娟老师站着给新志愿者们讲课。“那种鼓舞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我今年50岁了，也算人到中年，可是你看到王行娟老师的时候，你觉得你后面还有几十年特别灿烂的生命可以活。当你找到了你喜欢的事情，你后面的几十年不会因为年老而凋零，发现这件事，我的感觉特别特别好。”

　　完成培训之后，凌君主要负责对失独老人进行社区工作和心理援助。以前凌君只是听说社会上有这样的群体，直到真正与他们接触，才发现失独老人往往除了经历丧子之痛，还要承受偏见的伤害。

　　很多失独老人也会自我封闭，与社会隔绝，为了让他们重返人群，红枫会带他们去养老院进社区，与同龄人一起做手工、交朋友。然而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失独群体是不吉之人，在给活动找场地的时候，如果凌君把活动目的说得过于明白，很容易被拒绝，所以她很多时候不能明说这些老人的背景。红枫的失独老人项目微信群不叫“红枫失独群”，叫“红枫-人生依然精彩”。

　　王楠参与了流动母亲的项目，另外她是一位律师，也给其他项目提供法律咨询。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动，是红枫带流动家庭的孩子们去海淀的智能化图书馆和石景山科技馆，意在向这些被边缘化、甚至自觉边缘化的孩子展示，“北京这些社会资源和基础便利是他们可以享受和使用的”。

　　在红枫做志愿，让王楠和凌君发现了那些隐藏在社会的罅隙里，未被她们注意过的哀伤与畏惧。她们举起火把，照亮了那些角落，也照亮了自己——以及她们的女儿。

　　王楠有一个15岁的女儿，有时候她把女儿带去参加公益项目，15岁的大姐姐，带着智力障碍儿童在赛道上奔跑。

　　王楠是律师，耳濡目染之下，未成年的女儿也掌握了一些法律常识，比如离婚案件中，“孩子未满2周岁由母亲抚养，8周岁以上听孩子的意愿，2到8周岁需要协商”。

　　王楠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聊一聊男同学的问题，什么是“男朋友”，怎么保护自己，这些线岁的女孩来说很重要。

　　凌君的女儿雨婷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去年，她留意母亲开始买相关专业的书了解老年人群体现状和失独老人的心理困境，“能感觉到她对这件事投入的热情特别足”。

　　“这个家里出现了另一种爱的流动。”当凌君做完志愿服务，会带着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回到家里，女儿也能感受到。

　　雨婷正面临择业，凌君希望女儿能选择一份热爱的工作，在其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就像找到红枫的她一样。过年的时候，雨婷跟着妈妈来参加了红枫的年会，她正在一点一点了解妈妈、妈妈的朋友，以及这群女人的事业。

　　至于婚姻，红枫的志愿者已经见了太多的案例。凌君想ky体育，年轻的女孩，不要把婚姻想得那么美好，那么简单，不要“头脑一热我就嫁了”，婚姻是一个需要女性为自己负责任的选择。

　　我们分别的时候，凌君还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她想抽空跟红枫的督导老师聊一聊。

　　一个是她在做失独老人公益项目的过程当中，她心里最深处突然闪过那么一下恐惧。“虽然我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用理性压下去了，但是这种负性情绪的传递，那种瞬间的念头、瞬间的焦虑，一时难以承受。”志愿者、救助者的心理创伤问题是心理咨询服务当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勇敢的女性们找到了帮助别人的办法，也要寻找保护自己的方式。

　　不知道这个年轻女孩会在什么时候来到红枫，但是大家都充满期待，“‘90后’、‘00后’的志愿者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