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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体育今年50岁的张姐来自陕西宝鸡，家有一儿一女，是京城家政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她1995年首次外出在西安某钢厂为工人做饭，一干就是10年。2005年，听说保姆工资高，遂南下温州从事育儿工作，2014年进京继续从事家政工作。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市场对育婴家政工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张姐的薪资水平也一路高歌猛涨。

　　来自上海的调查显示，家政从业者正成为其家庭的经济支柱。就业形势大好的背景下，张姐计划再干几年，攒足养老钱后返乡带孙。然而，事与愿违，张姐的儿媳因种种原因需要做试管婴儿，她则顺理成章成为照顾儿媳和未来孙子的理想人选。这边厢是雇主的极力挽留和高薪诱惑，那边厢是儿子儿媳的强烈要求和养老承诺，张姐思前想后，左右权衡，最终无奈返乡持家。

　　美国学者范芝芬认为，农民工回乡的决定取决于经济因素和社会责任。张姐的个人处境折射了家政女工的群体问题。

　　在城乡二元背景下，成千上万个家庭为摆脱经济困境、追求美好生活而做出迁移决策。受父权文化的影响，传统迁移策略是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农村。丈夫务工的收入使整个家庭受益，妻儿的留守则是丈夫返乡的动力。不过，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引发了“民工潮”，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城务工。近年来，新的迁移策略，即举家迁移和女性独立迁移现象增长。

　　根据上海家政工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4.2%的人是与丈夫一起打工，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是独自打拼，女性成为第二迁移主体。无论哪种迁移模式，迁移者在高收入的城市赚钱，到低消费的家乡花钱，从城乡两地获得最大收益。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被认为是迁移量和迁移模式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女性进城务工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愿望或者改善生活的动机，她们借此获取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正如香港学者潘毅所言，“打工妹”强烈渴望离开农村去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诚然，大量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恶化，她们在雇佣和职业发展上备受歧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女性，都被安排到“女性化”的领域工作。进城务工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限于类似“妻子及母亲角色”的范畴，通常从事家政、销售、餐饮、护理等职业。即使如此，来自农村或落后地区的女性仍然认为，城市在收入和就业机会上与其家乡有天壤之别。家政工作作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延伸，因入行门槛低和收入水平高成为农村女性的首选。美国学者程为坤表示，出生农村的女性对城市各种低端工作趋之若鹜。被访者郭姐身兼三份工作：上午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保洁，14：00~16：00和16:30~18:30两个时间段分别为两个家庭做晚饭，每月工资约为5000元。她表示“城里的钱好挣”，2014年，她在老家县城购买了两居室商品房。小吴是二代农民工，她父母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送煤气和桶装水，她本人有高级育婴师资格证，收入在6000元以上。2015年她出资50万元在老家镇上购买了一栋三层楼房。两位被访者的收入和行动既说明经济因素是女性进城务工的最大拉动力，也说明务工者的最终目标不是在城市安家，而是回老家过更好的生活，这有力佐证了“挣钱在城市、花钱在农村”的观点。可以说，家政女工的流动是一种“向上”的流动。进城打工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女性从原本无酬的持家者转变为有薪的家务劳工，甚至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养家者角色。此外，进城务工拓展了家政工的生活视野，也提升了其人生意义。这挑战了认为“女性是依赖者”的传统社会观点。

　　尽管如此，家政女工因为工人和妻子/母亲的双重身份，肩负着挣钱养家和情感持家的双重压力。调查显示，超过75%的家政工有过婚育经历，这意味着家政女工从事工作照料的同时，需要承担自身的家庭照料，她们既是有偿照料的劳动者和务工者，也是无酬照料的责任人和承担者。她们在不同的场域里承担相似的责任，她们的家务劳动在私人领域里得到情感与道德层面的补偿，在家务市场获得物质和金钱上的回报，无酬的持家者转变为有薪的劳动者。

　　然而，社会定义母亲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她们因为未能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招致丈夫和孩子的抱怨，她们在照料别人家庭的同时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她们普遍承受离家别子的痛苦。劳动者和持家者的角色冲突是家政女工普遍面临的困境。

　　受父权制社会文化传统影响，女性外出务工被认为是对性别界限的僭越，有违“贤妻良母”的价值标准。女性务工不仅会给个人和家庭名声带来损害，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威胁。被访者刘姐表示，她是村里第一波外出打工的女性，当时村里有不少闲话，因为挑战了“男人是养家者”的传统观念而遭受了来自邻里和社区的道德压力。不过，比别人宽裕的经济条件使她倍感欣慰。

　　现代社会改变了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并未将其消除。“相夫教子”的观念仍深植于转型社会，外出务工的妻子隐喻了她未能扮演好预设的家务角色。性别角色的结构变迁，并不能保证丈夫会从此接掌家务责任。被访者李姐每年过年回家一次，为客户做大扫除时会安排丈夫打扫自己家，但丈夫根本不听她的，不但不打扫，还要求李姐在家时好好伺候自己。其理由是李姐常年在外，未能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好不容易回来几天，就应该洗衣做饭打扫屋子伺候丈夫。

　　对女性而言，有偿家务创造了一个与家庭生活既连续又有所间隔的空间。家政工面临“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家庭和孩子，谁来照顾我的家庭和小孩”的困境ky体育。未能陪伴在家人和孩子身边，既有可能招致他人或社会的指责，也引发了她们自身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亏欠感。只有通过打电话、视频聊天、转账汇款、购买礼物等方法弥补，借此履行其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维系和巩固与丈夫孩子的情感连带，试图扮演远距离精神性持家者的角色。

　　女性与家庭息息相关。母亲中心家庭概念表述了实践性的亲属关系，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妇女毫无保留地为其后代的家庭做奉献。妇女养育儿子、抚养孙子以图“老有所养”。与中老年妇女相比，儿媳兼具年龄、教育和技能三重优势，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婆婆成为照顾孙儿女的理想人选。在大多数情况下，婆婆很乐意提供这种帮助，这是当代维系母亲中心家庭的最有效手段。她们在功能上彼此依赖，子辈需要父辈带孙，父辈需要子辈养老。文首张姐回乡的决定践行了这种家庭分工策略。

　　转型社会，家政女工肩负养家和持家的双重重任，她们进城从事有偿照料工作时，仍被期待扮演理想的持家者角色。如何安排带薪照料和无酬照料，尤其是当两者冲突矛盾时，是横亘在诸多家政工面前的两难选择。解决方案的逻辑折射了传统性别文化规范与现代社会转型间的张力，“男外女内”的分工结构已经松动，却未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仍期待男性养家、女性持家。在农村，妻子外出务工，丈夫留守是一种少见的分工模式，这种颠倒的策略安排与丈夫外出打工失败密切相关。尽管女性很满意外出务工得到的经济收入，但“收获”通常也伴随压力和冲突，其内心十分支持传统的性别建构与婚姻安排。女性性别地位与男性优势的翻转，时常只是暂时或局部的。家政女工频繁在家庭照料和工作照料间徘徊，她们抉择的结构性困境亟需有效解决途径。